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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意在从亲戚家回来的半路上，下了车，来到了这片我曾生活过、书写过、以及近二十年前离开后，再也不想回来的地方。

唐山路、舟山路、安国路、长阳路、昆明路……熟悉的路名，午夜梦回还是这些童年的街道。这个挥不去的童年情结，让我写下了《在上海，寻找60年前犹太人的天堂》。

逝去的日子走得太快，近二年前，我写了第一篇《在上海，寻找60年前犹太人的天堂》，贴在驴坛，然后一连写了四篇。稚嫩的笔却是最饱蘸的情感，那个近半个月，我疯了似的在童年的时光隧道中穿梭，每天总有半日是神志恍惚地活在旧日的黑白照片中。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和状态，无论是写了多少小资和不小资的文字。

今天下午，近傍晚，我又一次从霍山路小公园的一张木椅子上站起，该回家了。还得要坐二辆公车，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家。那个只需走五分钟，穿过舟山路的童年的家，早已没了。

我的回去，只有在照片和文字中穿行，我已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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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寻找60年前犹太人的天堂》

一直不知道，家中的一个藤的圆台子和一个原木的西餐桌的来历，看起来都是旧旧的，家中也一直闲置不用。一天心血来潮，问了妈妈，妈妈随意地说：“哦，是以前的犹太人邻居要回国了，送的”。啊，犹太人，离我们是多么遥远的事，不管岁月，还是地域……于是，缠着妈妈，让她给我讲她的邻居的故事。

我的童年是在上海虹口唐山路的一条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里度过的。而在60年前，这里的一带聚居着大约2万多的犹太人。妈妈告诉我（其实大多也是外婆告诉妈妈的），那时我的外婆把家中的二间房间（一间前楼，一间后楼）租给了一家犹太人，前楼住着一对夫妻，后楼住着妻子的妹妹。后来，那个后楼曾做了我好几年的卧室。妈妈说：“你不是还说过，怎么后楼的地板有一个烧焦痕迹的洞，这就是他们犹太人将烤面包炉放在地板上，有一天烤焦了，将面包炉烧了起来造成的”。

让我想象一下：在40年代的某一天，一对犹太夫妇和一个妻妹，拎着几个破旧的皮箱，乘着从美国过来的客轮（我猜想，那时也只有美国和上海依然通航），历经凄风苦雨，敲开了在上海虹口唐山路的一幢石库门的门。门开了，里面是一位穿着旗袍的二十几岁的中国女人，她伸出了手，接下了他们手中的皮箱，开亮了能让人温暖的灯，并且告诉他们，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以后，这个中国女人和她在远洋轮上做二副的不常在家的丈夫以及他们刚刚出生的女儿（我妈妈），和一家犹太人共用一个厨房，共走一条有长长木扶手的楼梯。那个犹太人丈夫常常去唐山路舟山路口犹太人开的维也那咖啡馆喝咖啡，消磨时光，想着自己了无希望的未来；夜深人静时，他们守着一个老旧的收音机，聆听着战时消息，就象守着自己的一个梦；星期天，一家三口穿着仅有的体面的西服和长裙，去长阳路的摩西会堂做祷告，告诉神，自己的苦难，自己的绝望；有阳光的一天，他们会去在霍山路的小公园，坐坐，晒晒太阳，和自己的同乡聊聊天……而那个中国女人会抱着女儿，大睁着眼睛，奇怪犹太人怎么可以一天三餐都是面包和一盘汤或一杯加糖的红茶；或者打着手势以及一点点可怜的英语，问他们要不要吃自己包的馄饨。

最后，战争结束了，犹太人想回家了——可以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因为上海终究不是自己的家。告别的时刻到了，他们把这里的家具以及无法带走的东西送给了收留他们的邻居，带走了关于上海的一份温情，一份暖意。

二年，妈妈告诉我，我们一共和犹太人做了二年的邻居，在那个血雨腥风的40年代，在上海。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去寻找我儿时的家园，去寻找犹太人在40年代的上海的临时避难所。那个我几乎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玩耍的小公园（现在已改为犹太人纪念公园）；那个我曾经从前门奔到后门追玩着同伴的，有着很牢固的精致的木地板的，门框和窗框漆着白漆的摩西会堂；那个有着高高的红色的长长走廊的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在舟山路和霍山路转角处，这幢楼曾是40年代上海的犹太人的最大的聚居楼，最多时，里面曾住着几百个犹太人。也就是这幢楼，几乎伴随着我二年，因为我在上小学前，是由住在这幢楼里的我妈妈的一个好朋友的母亲看护我的，每天早晨来，晚上走……

好吧，走吧，去寻吧……

———— 摩西会堂（犹太人纪念馆） ————

在一个阴沉沉的午后，我来到了位于上海虹口的摩西地堂（犹太人纪念馆），虚掩的铁门，没有一丝人影，门口警卫室里只有一名保安在闭目养神，听我说明来意，张开五指：“五十元。”“什么？”“门票。”“啊，我可是本地人…”“哦，本地人，没有多少本地人来这里的，那我问问看，可不可以便宜点，跟我来…”跟着他，走在木制的楼梯上，仿佛走入了那个年代…

来到三楼，保安叫出了一位老人，他们一再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实在是没有多少本地人来，并且还是个年轻女子。我只差没有拿出身份证了。听着我娴熟的沪语，他们相信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并且答应只收我十元钱。老人是这里的讲解员，姓王，生于1918年，一辈子住在虹口，一问竟然和我老家只隔几个门牌号，早年在霞飞路的一个咖啡馆里做waiter，曾和二个俄罗斯犹太人做了几年邻居。

这个摩西会堂，底楼和二楼都是犹太教的教堂（男女分开的），三楼是犹太人的
一个小学校，现在用作有关在上海的犹太人的书籍和照片的陈列室，四楼原来是一对看管摩西会堂的犹太人夫妇的住家，现在放在一些他们以前用过的家具和日用品，是居住在虹口一带的犹太难民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

因为没有其他参观者，老人和我坐在三楼的陈列室里，他倒给我一杯水，而我则是一本拍纸本和笔；老人有着自己的亲历，而我则是因为书籍，共同回忆着六十年前关于犹太人的在上海的故事。

二十世纪初，上海已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首推哈同和沙逊家族，而沙逊家族就是犹太人，从上世纪的30年代末开始，一批一批的犹太人通过从意大利热那亚开出的轮船进入上海（上一篇我已犯了一个错误），至40年代中期，已有近三万犹太人进入上海，他们不被允许居住在法租界、英租界，日本人只在虹口的提蓝桥一带划出一个难民限制区（因那一带曾是日租界），平时进入法租界、英租界须有通行证。

这些在虹口的犹太人除了开一些小店，如咖啡馆、面包房等以维持生活外，大多还靠在上海的沙逊家族接济，以及JDC（美犹联合会）的援助。他们生活节倨，前途迷茫，在安息日前往摩西会堂做礼拜以求神灵的护佑。

我坐在摩西会堂的三楼陈列室，看着六十年前所留下的发黄的照片以及现今崭新的照片，看到了其中的一幅，那是美国前财政部长M·布鲁门撤尔所留下的一句话：“那是一段困难的时期，上海拯救了我们”。他的童年也是在上海虹口的长阳路的一幢小洋房里度过的，至今还依然在，只是多了一些晾晒的衣服和杂乱的电线。是啊，在那个年代里，苦难和绝望是犹太人的唯一名词，但上海却成了他们的诺亚方舟，使他们躲过了纳粹的毒气。

我还看到了另一张照片，一位精神瞿烁的老人站在摩西会堂三楼的陈列室里，眼里是能亲眼看到过去的怅然，下面是他留下的一段话：“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犹太社团数万人”。他就是A·施奈尔——美国知名犹太人领袖。在那个年代里，上海人民自己正饱受着日本侵华当局的蹂躪，还伸出自己嶙峋的手臂拥抱他们，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宽容。

听着王老先生的娓娓而谈，沧桑的脸沉浸在回忆中而显得木纳。而在今天，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我们，回忆过去竟远比痛苦来得幸福，只为了我们还活着，在如此的阳光灿烂下。

走下窄窄的回旋的木楼梯，来到了摩西会堂的大门外，周围的老房子已所剩无多，大量的是闪亮的玻璃幕墙和点点的霓虹闪烁。但愿我的那颗甘于沉溺于旧时的心，不要遭到那些散发着悠久气味的老房子的同样的命运，没有了历史，我们还有什么呢？

———— 霍山公园（犹太人纪念公园） ————

霍山公园（犹太人纪念公园），是在上海虹口区霍山路靠近舟山路的一个绿树掩荫的地方，周围是大量的嘈杂的小商小贩，人稍有不注意，就会遍寻不着，但在我，却是这么的熟悉，站在公园的门口竟有些许的恍惚，儿时的记忆竟没有和犹太人有丝毫关联的浮现。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的乖巧和玩闹，在公园里的铁锈斑斑的简陋的滑梯、秋千上的翻飞扑腾，有着对二十年前的回忆的我尚且如此，而对于离开上海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犹太人，那是何等的世事不可测，回首犹感慨！

沿着我的记忆中的小路进入公园，迎面就看到了一块褐色的石碑，上有用中、英、希伯莱文三种文字写的一段话：

二战期间犹太人难民居住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
虹口区人民政府

非常冷冷的一段话，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但更让人心痛难忍，数万条鲜活的生命的脉膊在那个年代曾随着苦难的上海人民一起跳动着，变成了历史，竟是那样的廖廖数字，没有了任何那个年代的气息和温度，有的只是公园门口烤肉的油腻味。抬起头，环顾四周，常见的绿色的矮矮的树一片，旁边的石凳上坐着下棋的老人；走进公园深处，有着一个小小的儿童乐园，妈妈们带着小孩在里面玩耍，天真纯洁的孩子怎么知道脚下的土地浸染过什么，如同我的儿时一样，以为这样的幸福是天经地义的……

在公园的最深处，有着一个小小的不太干净的茶室，小黑板上写着：绿茶2元/杯，咖啡2元/杯，我在有着粘答答的桌子旁坐下，要了一杯咖啡，旁边坐的是几个木然肮脏的男人，从我坐下一直到走，没有停止过注视我。看着淡褐色的没有热气的速溶咖啡，不怎么透明的玻璃杯盛着，我喝了一口，有着介乎于咳嗽药水和酱油的味道，我没有皱眉，因为我喝下的不是咖啡，而是我童年的温度。

茶室里的一个妈妈级的招待走过来：“小姐，要不要来一点瓜子？”轻轻地答：“不要，谢谢！”她弯下了身：“咦，小姐，哪里不舒服？”抬起弥漫着水气的眼睛：“你知道，这里是从前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吗？”“啊，好象门口有一块牌子，你年纪轻轻，怎么会晓得？”于是，祥林嫂般说了起来，只开了头，她开始四处张望，心不在焉了，我倖倖地站了起来，无力地说：“打扰你生意了，再见！”

小公园关于犹太人的只有那块石碑了，其他的和上海任何一个不售门票的小公园一样没有区别，就连这里的树木，也是矮矮的，没有60年的样子。抬起头，深深地吸口气，也是一样的纯粹的上海的空气。

———— 犹太难民临时隔离区 ————

在上海虹口舟山路和霍山路口，有一大片有着红红的屋顶和砖墙的三层楼房，密密地门连着门，窗连着窗，那就是犹太难民的临时隔离区，也是我小时曾经来过的地方。来到这片房子前，拼命想寻到一块能说明此地所在的铜牌什么的，但什么也没有。

走过窄窄的小小的过道，进到里面，走上长长的旧旧的木头雕花楼梯，带起了涩涩的尘土的味道，我极想从某一家人家的窗口望一望对面的小公园，但那是奢望。从门里走出的住家已非常警觉地注视着我，我厚着脸皮恳求着：“我是来找寻昔日犹太人的遗迹的，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房间以及窗户？”听到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遗迹了，犹太人也来过了，电视也拍过了，没什么意思。”

茫然地站在窄小的过道旁，小心地避让着人来人往的身子，凭着小时的残存记忆，开始想像吧：每一个房间的大小通常有20平米左右，绿色的斑驳的油漆，年久失修的房顶和墙角，里面也许有一个咯咯作响的吊扇，也许有一个有着精致花纹的台钟，也许还有一个暗绿的没有擦试过的铜床……而住在里面的60年前的犹太人呢，在放在房间里的煤油炉上烤着面包；在小小的餐桌上用中国产的面粉做着他们喜欢吃的面点；小孩子在幽长的过道上，追逐嬉闹，把地板蹬得震天响；白天，他们会从那些狭长的窗子里，眺望对面小公园里的绿荫葱葱吗？晚上，在餐桌边，他们会手牵手做着虔诚的餐前祷告吗？

从暗暗的走道走出，望着明显缺乏修缮的楼房，偶而又隐隐听到从某扇房门里传来的周杰伦的《双截棍》，不由自主地笑了，哪里还有从前的故事啊，我只是在寻找一个梦，一个关于别人的梦。上海只是一个那个年代犹太人想躲避狂风恶浪的码头，风停了，浪止了，他们也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并不爱上海，只是心怀感激，并在此后的悠悠几十年中，也绝少有人提及。而我们自己呢，至少应该记住那时的上海、上海人民的善举、义举吧。

走在霍山路上，看着两边杂乱无序、人声鼎沸的小商店和小摊点，我在一个不起眼的摊点上买了一个仅有2元钱的兰色的别针，把它别在我的双肩背包里层。以后，我也可能很少再会来虹口了——我儿时的家园，我怕我会忘记，自己曾在一个阴沉沉的五月天来过。

———— 提蓝桥一带的一鳞半爪 ————

从犹太人纪念馆里面陈列的史料和照片可以看到，当时住在虹口犹太人临时隔离区的犹太人日子过得还很艰难的，虽然日本侵华当局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但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首先他们如果去法租界、英租界等必须要有当时日本人所签发的通行证，再有就是只能做一些很低层的工作以养活自己，因此在提蓝桥一带有很多犹太人开的小店，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位于舟山路的小维也纳咖啡馆，那时是聚居在虹口的犹太人的社交舞台。我外婆也曾经一直在那里买牛奶。在天睛的日子里，咖啡馆里的waiter会把桌子、椅子放在外面，让客人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

在海门路上，曾经有一家维也纳皮鞋店，听我妈说，也是犹太人开的。现在仍然是皮鞋店，名称叫维也纳皮鞋公司，买着一些过时的、低廉的男女皮鞋。

还有位于安国路的爱尔考克路救济站，那里现在已经是二幢高层建筑了。位于霍山路的小医院、小型报社，却早已荡然无存，遍寻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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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了，回到了在上海西区的家，告诉妈妈我去了虹口，妈妈说：“一切都变了吧？”我说：“是的！”坐在那个破旧的西餐桌旁，我又读了一遍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PS：一直以来，我对犹太民族了解甚少，如果没有这次写文，我可能不会有所触及。关于60年前在上海的犹太人的避难事实，我也只是参观了犹太人纪念馆以后才有所了解。有一个细节，即在30年代末，一个日本人叫杉原——是驻立陶宛的外交官，曾在立陶宛给二千多名波兰犹太难民签发了过境签证，得以进入上海，这其中有400名神学院学生。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有把它写入文中。

以下照片的拍摄者是懵懂、鹌鹑

舟山路一角

舟山路上的犹太人聚居地

物是人非

寂寥的纪念碑

犹太人纪念馆

纪念馆里的生命力

信物

纪念馆隔邻的又一幢老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