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东望路漫漫
最后一次跟阿宽聊天,是去年夏天在上海给她打的电话。听起来她和以前一样,只是更多了些对现实的不满抱怨,好在我早习惯了她北京人的大嘴巴。也许,我以为我早习惯了,我以为这只是她的个性经历使然。回来后,依约打过两次电话,但都打不通,而生活里总有这样那样所谓的忙,于是,也便搁下了。
年前才从DM那里知道,阿宽的情况变得非常不好。十月间突然一个人从北京不辞而别到了上海,她充满了臆想,以为周围都是敌人,甚至相信父母给她吃药是要害她。她不肯服药,带了八百块钱跟一个“我留给她的包”逃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十几天里,离开药物,她变得狂躁激动,怀疑一切,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我的同屋们找不到任何办法,只好偷偷联系了她的父母,为她结了帐买了票,把她送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DM问我还记不记得那个我送给她的包。然而我是忘了。我知道一定是毕业那年我跟她去北京,住在她家,临回上海前把包留在了那儿。DM还说阿宽告诉她们想见见我,跟我说说话。大概是造化弄人,她们却居然怎么都找不到我家的电话,给我写EMAIL又鬼使神差地把地址写错了个字母。直到两个月后,DM才突然从她先生的旧手机里找到了我用过的米妈的手机号。
我连着打了几天电话给阿宽,终于通了之后,她却始终因为药物的作用在昏睡不肯接听。两次都是如此。她妈妈好心叫她,在电话里我却只听到她或含糊或咆哮的没有逻辑的回答。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安慰她年迈的妈妈,只能说些无关痛痒的拜年的话,请她告诉阿宽要是心情不佳就给我写写信,当发泄发泄也好。虽然我知道这也许只能是我的一厢情愿了。
我常常想,要是毕业以后阿宽留在上海不回北京,环境恐怕会宽松自由些,或者就不会碰到之后这许多的挫折遭遇,那么她的病也许会被保护得很好,甚至永远不被触发。可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大学里神采飞扬,豪爽率性的阿宽是再也回不来了。
有人劝她父母,在她发病时把她绑起来,或者理性些把她送进医院。父母中年得女,垂暮之年却要经受如此的挣扎,他们不舍得绑她,甚至吃过她神志不清时候的耳光,但当她清醒后流泪后悔,他们除了原谅与安慰还能做什么呢?很久以前,阿宽就知道自己的病,家族遗传,母亲无事,在她身上却逃不过诱发了。她说她不漂亮不温柔甚至连健康都没有,她的人生注定是错误的,原不该被生来这个世界。我劝过她,她有才华,她有善良,一切都会好的,而事实上那四年里她跟所有人一样的充实快乐,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几乎以为跟这一切比起来,病只是小的不能再小的缺憾。我一直相信她会有美好的生活。然而命运竟残忍到连一点安定平稳都没有给她。我想去看看她,DM说你见了她,一定会认不得她。唏嘘哀叹其实都无用,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帮她。